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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在左,情在右

淅淅沥沥的秋雨接连下了好几天,西安气温也降到了10摄氏度以下。  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人士给空气采样器戴“戴口罩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事发地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(下称长安区监测子站)则是一片沉寂。  2016年3月末,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何某某、长安区环境监测站站长李某等5名工作人员因涉嫌参与长安区监测子站数据造假被警方带走。  据华商报报道,知情人士称,长安环保分局相关人员用私配的钥匙多次潜入监测站内,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,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后事情败露。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外景。本文图片均来自 澎湃新闻记者 温潇潇 图  此次“出事”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。  对于空气采样器戴“戴口罩”的动机问题,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(化名)认为,应是在巨大考核压力下才“出此下策”。“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,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,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,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。”此外,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,“到上面做检查”,“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”。  但通过造假方式来逃避考核压力的环保工作者,最终将面临比“通报批评”更为严厉的惩罚。  “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”  西安邮电大学校园的一处僻静角落有一座红色楼房——动力楼,楼顶就是长安区监测子站。长安区监测子站是2014年被环保部选定的201个国家直管站之一,平时一直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授权的武汉天虹环保产业股份公司(下称武汉天虹公司)负责运维。大楼的一层是学校水电维修的办公处,这里的维修人员归学校基建处后勤部管理。  从动力楼后院望向楼顶的监测站。  一名校维修人员在得知长安区监测子站造假事件后感到惊讶:“学校之前说过,上面(监测站)是人家环保部门的,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!”  他表示,自己并不知道楼顶上的监测站是西安市两个国家直管监测子站之一,“有时候两三个人一起来,那是他们的东西,我们也不会过问”。  澎湃新闻看到,整栋动力楼只有一个入口,可供单人通行。楼房左侧有一扇铁门,门紧锁着。据此处的维修人员介绍,这个铁门一般不使用,只有需要用车进入楼内后院时,学校人员才会打开铁门。  “他们每次来,都从前门走,见多几次我们也认得,但不知道是谁。”这里的维修人员称。  进入动力楼,经过左右两侧的水、电工办公室,再走过右侧的一个转角,便能看到通向房顶的蓝色楼梯。楼梯大概有二十几阶,窄且陡。  上到顶楼,绕过一处简易房,便能看到几个台阶之上锁起的监测站。澎湃新闻记者在整个攀登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人阻拦。  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,西安市两个国家直属站之一。  根据澎湃新闻现场拍摄的监测站照片,北京公益环境研究机构——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,监测站最中心带瓶子漏斗状的便是颗粒物流量采样头,应是此次被棉纱堵塞之处,该装置将连通安放在站房内的检测仪;而旁侧一根顶端带球的高杆是避雷针。  据新华网报道,西安市环保局事后曾明确表示,长安区监测子站作为国家直管站,西安市及长安区环保部门均不直接参与监测站工作事宜。  据华商报报道,2016年2月,长安区监测子站回迁至西安邮电大学南区动力楼顶时,时任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站长李某,利用协助监测站搬迁、调试的机会,私自截留了监测站钥匙并偷偷记下了监测站监控电脑密码。随后一段时间,工作人员多次潜入长安区监测站内,利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方法,干扰监测站内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,造成该站自动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,影响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。  监测站的侧面。  10月28日,对于为何自己运维的监测站会被当地环保官员擅自潜入,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公司已做好“分内事”。  西安邮电大学宣传部的袁姓部长则不客气地称给“空气采样器戴口罩”行为是“弄虚作假、胡作非为”。  袁姓部长介绍,在校设置监测站是政府行为,作为属地单位,学校尽了自己的义务配合工作、提供场地。他表示,空气质量牵扯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,数据准确性对政府决策也有影响,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。  巨大压力下 “出此下策”  10月13日,环保部官网公布了2016年前三个季度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。其中,西安前三个季度的空气质量排在倒数第十。  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控制研究的环保专家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指出,此次长安区监测子站3月被发现用棉纱堵塞空气采样器,就像戴口罩一样可以明显阻隔颗粒物,PM2.5的浓度数据甚至可下降30%-50%。  也就是说,如果未进行数据伪造,西安空气质量可能“更难看”。  10月28日,西安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对澎湃新闻称:“整个环保系统的干部压力都非常大,特别是国家更加注重环保工作之后,我们得顶着社会的压力,还有来自上级政府的要求,那没法说,有些东西直线追下来就追到你头上”。  采访过程中,澎湃新闻注意到,连续两晚,西安市环保局仍有多名工作人员7点半后尚未下班。  西安市环保局减霾办一名工作人员称,晚上八九点下班是常态,甚至通宵加班也不足为奇。  据刘鸣称,自己已连续几个月的周日都没有休息过。  对于此次分局局长、监测站站长等人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动机的解释,刘鸣认为,应是在巨大压力下才“出此下策”。  他举例说,比如空气质量监测,省政府会考核市政府,市政府考核市环保局,市环保局会传导给下面的区县政府,区县政府又给区县级的环保部门派任务。  “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,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,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,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。”刘鸣说,“我们的奖金也不多,但问题是一个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,人家单位到年底了都有奖金,某个单位如果拿不到,不管是领导还是下面的同志,压力都大”。  据刘鸣介绍,除了奖金拿不到,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,“到上面做检查”,“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”。 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,“这件事还是反映出现在环境质量数据的约束力在增加,监测更加严格了,要不然也不会铤而走险去做这件事”。  据马军介绍,以前的空气监测数据在生成、处理和运输的过程中有诸多环节,“比如只公开日均值,这其中涉及计算,就有很多学问,搁以前数据造假都容易了。但是这几年有更多数据进行了实时公开,迫于这种形势,在监测设备附近洒水,监测站附近限行,包括这次造假行为才会发生。”  国家直管站为何未避开地方干扰?  此次“出事”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。  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官网显示,2014年环保部在全国先期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城市中选定了201个国家直管站,通过公开招标确定6家运维公司负责直管站的日常运维工作。 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,相较于地方监测站,理论上讲,国家直管的监测站受到地方干预的概率小,数据应该更可靠。在判断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,这些国家直管监测站的数据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。  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介绍,国家直管站采集数据是24小时不间断采集和生成,通过APP或者官网,向指定的平台直接传送至国家环境监测总站,经总站审核后发布。  事实上,这一“国家直管”的精神早在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便有体现。该文件要求:“建设城市站、背景站、区域站统一布局的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网络,到2015年,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部建成细颗粒物监测点和国家直管的监测点”。  在第一批直管站试点建立近一年之时,环保部于2015年印发《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实施方案》,该方案要求2016年完成1436个国控城市空气监测站的监测事权上收。  对此,经济日报曾报道,环保部决定把环境监测事权全部上收国家(仅国控监测站),将委托具有良好信誉的环境监测机构或第三方机构运行管理,甚至被认为是“从根本上避免监测数据受到考核评比等行政干扰”。  而针对此次直管站监测数据造假,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话语里有些无奈,“国控点建在当地,站点资产属于当地,一个外来的服务方介入原本政府的工作范围,不确定因素太多了”。  但他也表示,企业的介入,其实也是国家监管越来越严的体现,只是政府在监测和管理层面的观念应有相应转变。  10月25日,环保部最新消息称,全国1436个国控城市站已交接完成1324个,完成率达92%。其中,据陕西省环保厅官网信息,陕西省已提前于9月底完成全部交接工作。  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认为,“监测事权上收并不能减小官员的压力,区域环境质量是由地方政府负总责,作为环保部门,只能监督、检查,在技术上给予指导;环境质量的好坏,综合的整治需要政府各部门的综合施政;仅凭当地环保部门,有再大本事也无能为力;然而,目前理论和实际的差异仍非常大。”

淅淅沥沥的秋雨接连下了好几天,西安气温也降到了10摄氏度以下。  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人士给空气采样器戴“戴口罩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事发地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(下称长安区监测子站)则是一片沉寂。  2016年3月末,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何某某、长安区环境监测站站长李某等5名工作人员因涉嫌参与长安区监测子站数据造假被警方带走。  据华商报报道,知情人士称,长安环保分局相关人员用私配的钥匙多次潜入监测站内,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,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后事情败露。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外景。本文图片均来自 澎湃新闻记者 温潇潇 图  此次“出事”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。  对于空气采样器戴“戴口罩”的动机问题,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(化名)认为,应是在巨大考核压力下才“出此下策”。“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,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,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,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。”此外,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,“到上面做检查”,“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”。  但通过造假方式来逃避考核压力的环保工作者,最终将面临比“通报批评”更为严厉的惩罚。  “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”  西安邮电大学校园的一处僻静角落有一座红色楼房——动力楼,楼顶就是长安区监测子站。长安区监测子站是2014年被环保部选定的201个国家直管站之一,平时一直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授权的武汉天虹环保产业股份公司(下称武汉天虹公司)负责运维。大楼的一层是学校水电维修的办公处,这里的维修人员归学校基建处后勤部管理。  从动力楼后院望向楼顶的监测站。  一名校维修人员在得知长安区监测子站造假事件后感到惊讶:“学校之前说过,上面(监测站)是人家环保部门的,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!”  他表示,自己并不知道楼顶上的监测站是西安市两个国家直管监测子站之一,“有时候两三个人一起来,那是他们的东西,我们也不会过问”。  澎湃新闻看到,整栋动力楼只有一个入口,可供单人通行。楼房左侧有一扇铁门,门紧锁着。据此处的维修人员介绍,这个铁门一般不使用,只有需要用车进入楼内后院时,学校人员才会打开铁门。  “他们每次来,都从前门走,见多几次我们也认得,但不知道是谁。”这里的维修人员称。  进入动力楼,经过左右两侧的水、电工办公室,再走过右侧的一个转角,便能看到通向房顶的蓝色楼梯。楼梯大概有二十几阶,窄且陡。  上到顶楼,绕过一处简易房,便能看到几个台阶之上锁起的监测站。澎湃新闻记者在整个攀登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人阻拦。  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,西安市两个国家直属站之一。  根据澎湃新闻现场拍摄的监测站照片,北京公益环境研究机构——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,监测站最中心带瓶子漏斗状的便是颗粒物流量采样头,应是此次被棉纱堵塞之处,该装置将连通安放在站房内的检测仪;而旁侧一根顶端带球的高杆是避雷针。  据新华网报道,西安市环保局事后曾明确表示,长安区监测子站作为国家直管站,西安市及长安区环保部门均不直接参与监测站工作事宜。  据华商报报道,2016年2月,长安区监测子站回迁至西安邮电大学南区动力楼顶时,时任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站长李某,利用协助监测站搬迁、调试的机会,私自截留了监测站钥匙并偷偷记下了监测站监控电脑密码。随后一段时间,工作人员多次潜入长安区监测站内,利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方法,干扰监测站内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,造成该站自动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,影响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。  监测站的侧面。  10月28日,对于为何自己运维的监测站会被当地环保官员擅自潜入,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公司已做好“分内事”。  西安邮电大学宣传部的袁姓部长则不客气地称给“空气采样器戴口罩”行为是“弄虚作假、胡作非为”。  袁姓部长介绍,在校设置监测站是政府行为,作为属地单位,学校尽了自己的义务配合工作、提供场地。他表示,空气质量牵扯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,数据准确性对政府决策也有影响,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。  巨大压力下 “出此下策”  10月13日,环保部官网公布了2016年前三个季度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。其中,西安前三个季度的空气质量排在倒数第十。  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控制研究的环保专家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指出,此次长安区监测子站3月被发现用棉纱堵塞空气采样器,就像戴口罩一样可以明显阻隔颗粒物,PM2.5的浓度数据甚至可下降30%-50%。  也就是说,如果未进行数据伪造,西安空气质量可能“更难看”。  10月28日,西安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对澎湃新闻称:“整个环保系统的干部压力都非常大,特别是国家更加注重环保工作之后,我们得顶着社会的压力,还有来自上级政府的要求,那没法说,有些东西直线追下来就追到你头上”。  采访过程中,澎湃新闻注意到,连续两晚,西安市环保局仍有多名工作人员7点半后尚未下班。  西安市环保局减霾办一名工作人员称,晚上八九点下班是常态,甚至通宵加班也不足为奇。  据刘鸣称,自己已连续几个月的周日都没有休息过。  对于此次分局局长、监测站站长等人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动机的解释,刘鸣认为,应是在巨大压力下才“出此下策”。  他举例说,比如空气质量监测,省政府会考核市政府,市政府考核市环保局,市环保局会传导给下面的区县政府,区县政府又给区县级的环保部门派任务。  “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,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,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,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。”刘鸣说,“我们的奖金也不多,但问题是一个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,人家单位到年底了都有奖金,某个单位如果拿不到,不管是领导还是下面的同志,压力都大”。  据刘鸣介绍,除了奖金拿不到,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,“到上面做检查”,“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”。 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,“这件事还是反映出现在环境质量数据的约束力在增加,监测更加严格了,要不然也不会铤而走险去做这件事”。  据马军介绍,以前的空气监测数据在生成、处理和运输的过程中有诸多环节,“比如只公开日均值,这其中涉及计算,就有很多学问,搁以前数据造假都容易了。但是这几年有更多数据进行了实时公开,迫于这种形势,在监测设备附近洒水,监测站附近限行,包括这次造假行为才会发生。”  国家直管站为何未避开地方干扰?  此次“出事”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。  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官网显示,2014年环保部在全国先期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城市中选定了201个国家直管站,通过公开招标确定6家运维公司负责直管站的日常运维工作。 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,相较于地方监测站,理论上讲,国家直管的监测站受到地方干预的概率小,数据应该更可靠。在判断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,这些国家直管监测站的数据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。  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介绍,国家直管站采集数据是24小时不间断采集和生成,通过APP或者官网,向指定的平台直接传送至国家环境监测总站,经总站审核后发布。  事实上,这一“国家直管”的精神早在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便有体现。该文件要求:“建设城市站、背景站、区域站统一布局的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网络,到2015年,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部建成细颗粒物监测点和国家直管的监测点”。  在第一批直管站试点建立近一年之时,环保部于2015年印发《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实施方案》,该方案要求2016年完成1436个国控城市空气监测站的监测事权上收。  对此,经济日报曾报道,环保部决定把环境监测事权全部上收国家(仅国控监测站),将委托具有良好信誉的环境监测机构或第三方机构运行管理,甚至被认为是“从根本上避免监测数据受到考核评比等行政干扰”。  而针对此次直管站监测数据造假,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话语里有些无奈,“国控点建在当地,站点资产属于当地,一个外来的服务方介入原本政府的工作范围,不确定因素太多了”。  但他也表示,企业的介入,其实也是国家监管越来越严的体现,只是政府在监测和管理层面的观念应有相应转变。  10月25日,环保部最新消息称,全国1436个国控城市站已交接完成1324个,完成率达92%。其中,据陕西省环保厅官网信息,陕西省已提前于9月底完成全部交接工作。  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认为,“监测事权上收并不能减小官员的压力,区域环境质量是由地方政府负总责,作为环保部门,只能监督、检查,在技术上给予指导;环境质量的好坏,综合的整治需要政府各部门的综合施政;仅凭当地环保部门,有再大本事也无能为力;然而,目前理论和实际的差异仍非常大。”

淅淅沥沥的秋雨接连下了好几天,西安气温也降到了10摄氏度以下。  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人士给空气采样器戴“戴口罩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事发地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(下称长安区监测子站)则是一片沉寂。  2016年3月末,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何某某、长安区环境监测站站长李某等5名工作人员因涉嫌参与长安区监测子站数据造假被警方带走。  据华商报报道,知情人士称,长安环保分局相关人员用私配的钥匙多次潜入监测站内,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,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后事情败露。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外景。本文图片均来自 澎湃新闻记者 温潇潇 图  此次“出事”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。  对于空气采样器戴“戴口罩”的动机问题,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(化名)认为,应是在巨大考核压力下才“出此下策”。“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,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,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,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。”此外,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,“到上面做检查”,“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”。  但通过造假方式来逃避考核压力的环保工作者,最终将面临比“通报批评”更为严厉的惩罚。  “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”  西安邮电大学校园的一处僻静角落有一座红色楼房——动力楼,楼顶就是长安区监测子站。长安区监测子站是2014年被环保部选定的201个国家直管站之一,平时一直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授权的武汉天虹环保产业股份公司(下称武汉天虹公司)负责运维。大楼的一层是学校水电维修的办公处,这里的维修人员归学校基建处后勤部管理。  从动力楼后院望向楼顶的监测站。  一名校维修人员在得知长安区监测子站造假事件后感到惊讶:“学校之前说过,上面(监测站)是人家环保部门的,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!”  他表示,自己并不知道楼顶上的监测站是西安市两个国家直管监测子站之一,“有时候两三个人一起来,那是他们的东西,我们也不会过问”。  澎湃新闻看到,整栋动力楼只有一个入口,可供单人通行。楼房左侧有一扇铁门,门紧锁着。据此处的维修人员介绍,这个铁门一般不使用,只有需要用车进入楼内后院时,学校人员才会打开铁门。  “他们每次来,都从前门走,见多几次我们也认得,但不知道是谁。”这里的维修人员称。  进入动力楼,经过左右两侧的水、电工办公室,再走过右侧的一个转角,便能看到通向房顶的蓝色楼梯。楼梯大概有二十几阶,窄且陡。  上到顶楼,绕过一处简易房,便能看到几个台阶之上锁起的监测站。澎湃新闻记者在整个攀登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人阻拦。  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,西安市两个国家直属站之一。  根据澎湃新闻现场拍摄的监测站照片,北京公益环境研究机构——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,监测站最中心带瓶子漏斗状的便是颗粒物流量采样头,应是此次被棉纱堵塞之处,该装置将连通安放在站房内的检测仪;而旁侧一根顶端带球的高杆是避雷针。  据新华网报道,西安市环保局事后曾明确表示,长安区监测子站作为国家直管站,西安市及长安区环保部门均不直接参与监测站工作事宜。  据华商报报道,2016年2月,长安区监测子站回迁至西安邮电大学南区动力楼顶时,时任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站长李某,利用协助监测站搬迁、调试的机会,私自截留了监测站钥匙并偷偷记下了监测站监控电脑密码。随后一段时间,工作人员多次潜入长安区监测站内,利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方法,干扰监测站内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,造成该站自动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,影响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。  监测站的侧面。  10月28日,对于为何自己运维的监测站会被当地环保官员擅自潜入,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公司已做好“分内事”。  西安邮电大学宣传部的袁姓部长则不客气地称给“空气采样器戴口罩”行为是“弄虚作假、胡作非为”。  袁姓部长介绍,在校设置监测站是政府行为,作为属地单位,学校尽了自己的义务配合工作、提供场地。他表示,空气质量牵扯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,数据准确性对政府决策也有影响,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。  巨大压力下 “出此下策”  10月13日,环保部官网公布了2016年前三个季度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。其中,西安前三个季度的空气质量排在倒数第十。  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控制研究的环保专家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指出,此次长安区监测子站3月被发现用棉纱堵塞空气采样器,就像戴口罩一样可以明显阻隔颗粒物,PM2.5的浓度数据甚至可下降30%-50%。  也就是说,如果未进行数据伪造,西安空气质量可能“更难看”。  10月28日,西安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对澎湃新闻称:“整个环保系统的干部压力都非常大,特别是国家更加注重环保工作之后,我们得顶着社会的压力,还有来自上级政府的要求,那没法说,有些东西直线追下来就追到你头上”。  采访过程中,澎湃新闻注意到,连续两晚,西安市环保局仍有多名工作人员7点半后尚未下班。  西安市环保局减霾办一名工作人员称,晚上八九点下班是常态,甚至通宵加班也不足为奇。  据刘鸣称,自己已连续几个月的周日都没有休息过。  对于此次分局局长、监测站站长等人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动机的解释,刘鸣认为,应是在巨大压力下才“出此下策”。  他举例说,比如空气质量监测,省政府会考核市政府,市政府考核市环保局,市环保局会传导给下面的区县政府,区县政府又给区县级的环保部门派任务。  “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,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,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,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。”刘鸣说,“我们的奖金也不多,但问题是一个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,人家单位到年底了都有奖金,某个单位如果拿不到,不管是领导还是下面的同志,压力都大”。  据刘鸣介绍,除了奖金拿不到,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,“到上面做检查”,“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”。 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,“这件事还是反映出现在环境质量数据的约束力在增加,监测更加严格了,要不然也不会铤而走险去做这件事”。  据马军介绍,以前的空气监测数据在生成、处理和运输的过程中有诸多环节,“比如只公开日均值,这其中涉及计算,就有很多学问,搁以前数据造假都容易了。但是这几年有更多数据进行了实时公开,迫于这种形势,在监测设备附近洒水,监测站附近限行,包括这次造假行为才会发生。”  国家直管站为何未避开地方干扰?  此次“出事”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。  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官网显示,2014年环保部在全国先期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城市中选定了201个国家直管站,通过公开招标确定6家运维公司负责直管站的日常运维工作。 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,相较于地方监测站,理论上讲,国家直管的监测站受到地方干预的概率小,数据应该更可靠。在判断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,这些国家直管监测站的数据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。  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介绍,国家直管站采集数据是24小时不间断采集和生成,通过APP或者官网,向指定的平台直接传送至国家环境监测总站,经总站审核后发布。  事实上,这一“国家直管”的精神早在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便有体现。该文件要求:“建设城市站、背景站、区域站统一布局的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网络,到2015年,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部建成细颗粒物监测点和国家直管的监测点”。  在第一批直管站试点建立近一年之时,环保部于2015年印发《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实施方案》,该方案要求2016年完成1436个国控城市空气监测站的监测事权上收。  对此,经济日报曾报道,环保部决定把环境监测事权全部上收国家(仅国控监测站),将委托具有良好信誉的环境监测机构或第三方机构运行管理,甚至被认为是“从根本上避免监测数据受到考核评比等行政干扰”。  而针对此次直管站监测数据造假,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话语里有些无奈,“国控点建在当地,站点资产属于当地,一个外来的服务方介入原本政府的工作范围,不确定因素太多了”。  但他也表示,企业的介入,其实也是国家监管越来越严的体现,只是政府在监测和管理层面的观念应有相应转变。  10月25日,环保部最新消息称,全国1436个国控城市站已交接完成1324个,完成率达92%。其中,据陕西省环保厅官网信息,陕西省已提前于9月底完成全部交接工作。  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认为,“监测事权上收并不能减小官员的压力,区域环境质量是由地方政府负总责,作为环保部门,只能监督、检查,在技术上给予指导;环境质量的好坏,综合的整治需要政府各部门的综合施政;仅凭当地环保部门,有再大本事也无能为力;然而,目前理论和实际的差异仍非常大。”

淅淅沥沥的秋雨接连下了好几天,西安气温也降到了10摄氏度以下。  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人士给空气采样器戴“戴口罩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事发地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(下称长安区监测子站)则是一片沉寂。  2016年3月末,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何某某、长安区环境监测站站长李某等5名工作人员因涉嫌参与长安区监测子站数据造假被警方带走。  据华商报报道,知情人士称,长安环保分局相关人员用私配的钥匙多次潜入监测站内,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,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后事情败露。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外景。本文图片均来自 澎湃新闻记者 温潇潇 图  此次“出事”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。  对于空气采样器戴“戴口罩”的动机问题,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(化名)认为,应是在巨大考核压力下才“出此下策”。“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,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,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,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。”此外,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,“到上面做检查”,“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”。  但通过造假方式来逃避考核压力的环保工作者,最终将面临比“通报批评”更为严厉的惩罚。  “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”  西安邮电大学校园的一处僻静角落有一座红色楼房——动力楼,楼顶就是长安区监测子站。长安区监测子站是2014年被环保部选定的201个国家直管站之一,平时一直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授权的武汉天虹环保产业股份公司(下称武汉天虹公司)负责运维。大楼的一层是学校水电维修的办公处,这里的维修人员归学校基建处后勤部管理。  从动力楼后院望向楼顶的监测站。  一名校维修人员在得知长安区监测子站造假事件后感到惊讶:“学校之前说过,上面(监测站)是人家环保部门的,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!”  他表示,自己并不知道楼顶上的监测站是西安市两个国家直管监测子站之一,“有时候两三个人一起来,那是他们的东西,我们也不会过问”。  澎湃新闻看到,整栋动力楼只有一个入口,可供单人通行。楼房左侧有一扇铁门,门紧锁着。据此处的维修人员介绍,这个铁门一般不使用,只有需要用车进入楼内后院时,学校人员才会打开铁门。  “他们每次来,都从前门走,见多几次我们也认得,但不知道是谁。”这里的维修人员称。  进入动力楼,经过左右两侧的水、电工办公室,再走过右侧的一个转角,便能看到通向房顶的蓝色楼梯。楼梯大概有二十几阶,窄且陡。  上到顶楼,绕过一处简易房,便能看到几个台阶之上锁起的监测站。澎湃新闻记者在整个攀登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人阻拦。  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,西安市两个国家直属站之一。  根据澎湃新闻现场拍摄的监测站照片,北京公益环境研究机构——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,监测站最中心带瓶子漏斗状的便是颗粒物流量采样头,应是此次被棉纱堵塞之处,该装置将连通安放在站房内的检测仪;而旁侧一根顶端带球的高杆是避雷针。  据新华网报道,西安市环保局事后曾明确表示,长安区监测子站作为国家直管站,西安市及长安区环保部门均不直接参与监测站工作事宜。  据华商报报道,2016年2月,长安区监测子站回迁至西安邮电大学南区动力楼顶时,时任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站长李某,利用协助监测站搬迁、调试的机会,私自截留了监测站钥匙并偷偷记下了监测站监控电脑密码。随后一段时间,工作人员多次潜入长安区监测站内,利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方法,干扰监测站内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,造成该站自动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,影响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。  监测站的侧面。  10月28日,对于为何自己运维的监测站会被当地环保官员擅自潜入,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公司已做好“分内事”。  西安邮电大学宣传部的袁姓部长则不客气地称给“空气采样器戴口罩”行为是“弄虚作假、胡作非为”。  袁姓部长介绍,在校设置监测站是政府行为,作为属地单位,学校尽了自己的义务配合工作、提供场地。他表示,空气质量牵扯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,数据准确性对政府决策也有影响,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。  巨大压力下 “出此下策”  10月13日,环保部官网公布了2016年前三个季度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。其中,西安前三个季度的空气质量排在倒数第十。  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控制研究的环保专家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指出,此次长安区监测子站3月被发现用棉纱堵塞空气采样器,就像戴口罩一样可以明显阻隔颗粒物,PM2.5的浓度数据甚至可下降30%-50%。  也就是说,如果未进行数据伪造,西安空气质量可能“更难看”。  10月28日,西安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对澎湃新闻称:“整个环保系统的干部压力都非常大,特别是国家更加注重环保工作之后,我们得顶着社会的压力,还有来自上级政府的要求,那没法说,有些东西直线追下来就追到你头上”。  采访过程中,澎湃新闻注意到,连续两晚,西安市环保局仍有多名工作人员7点半后尚未下班。  西安市环保局减霾办一名工作人员称,晚上八九点下班是常态,甚至通宵加班也不足为奇。  据刘鸣称,自己已连续几个月的周日都没有休息过。  对于此次分局局长、监测站站长等人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动机的解释,刘鸣认为,应是在巨大压力下才“出此下策”。  他举例说,比如空气质量监测,省政府会考核市政府,市政府考核市环保局,市环保局会传导给下面的区县政府,区县政府又给区县级的环保部门派任务。  “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,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,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,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。”刘鸣说,“我们的奖金也不多,但问题是一个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,人家单位到年底了都有奖金,某个单位如果拿不到,不管是领导还是下面的同志,压力都大”。  据刘鸣介绍,除了奖金拿不到,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,“到上面做检查”,“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”。 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,“这件事还是反映出现在环境质量数据的约束力在增加,监测更加严格了,要不然也不会铤而走险去做这件事”。  据马军介绍,以前的空气监测数据在生成、处理和运输的过程中有诸多环节,“比如只公开日均值,这其中涉及计算,就有很多学问,搁以前数据造假都容易了。但是这几年有更多数据进行了实时公开,迫于这种形势,在监测设备附近洒水,监测站附近限行,包括这次造假行为才会发生。”  国家直管站为何未避开地方干扰?  此次“出事”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。  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官网显示,2014年环保部在全国先期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城市中选定了201个国家直管站,通过公开招标确定6家运维公司负责直管站的日常运维工作。 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,相较于地方监测站,理论上讲,国家直管的监测站受到地方干预的概率小,数据应该更可靠。在判断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,这些国家直管监测站的数据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。  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介绍,国家直管站采集数据是24小时不间断采集和生成,通过APP或者官网,向指定的平台直接传送至国家环境监测总站,经总站审核后发布。  事实上,这一“国家直管”的精神早在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便有体现。该文件要求:“建设城市站、背景站、区域站统一布局的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网络,到2015年,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部建成细颗粒物监测点和国家直管的监测点”。  在第一批直管站试点建立近一年之时,环保部于2015年印发《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实施方案》,该方案要求2016年完成1436个国控城市空气监测站的监测事权上收。  对此,经济日报曾报道,环保部决定把环境监测事权全部上收国家(仅国控监测站),将委托具有良好信誉的环境监测机构或第三方机构运行管理,甚至被认为是“从根本上避免监测数据受到考核评比等行政干扰”。  而针对此次直管站监测数据造假,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话语里有些无奈,“国控点建在当地,站点资产属于当地,一个外来的服务方介入原本政府的工作范围,不确定因素太多了”。  但他也表示,企业的介入,其实也是国家监管越来越严的体现,只是政府在监测和管理层面的观念应有相应转变。  10月25日,环保部最新消息称,全国1436个国控城市站已交接完成1324个,完成率达92%。其中,据陕西省环保厅官网信息,陕西省已提前于9月底完成全部交接工作。  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认为,“监测事权上收并不能减小官员的压力,区域环境质量是由地方政府负总责,作为环保部门,只能监督、检查,在技术上给予指导;环境质量的好坏,综合的整治需要政府各部门的综合施政;仅凭当地环保部门,有再大本事也无能为力;然而,目前理论和实际的差异仍非常大。”

淅淅沥沥的秋雨接连下了好几天,西安气温也降到了10摄氏度以下。  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人士给空气采样器戴“戴口罩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事发地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(下称长安区监测子站)则是一片沉寂。  2016年3月末,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何某某、长安区环境监测站站长李某等5名工作人员因涉嫌参与长安区监测子站数据造假被警方带走。  据华商报报道,知情人士称,长安环保分局相关人员用私配的钥匙多次潜入监测站内,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,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后事情败露。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外景。本文图片均来自 澎湃新闻记者 温潇潇 图  此次“出事”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。  对于空气采样器戴“戴口罩”的动机问题,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(化名)认为,应是在巨大考核压力下才“出此下策”。“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,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,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,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。”此外,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,“到上面做检查”,“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”。  但通过造假方式来逃避考核压力的环保工作者,最终将面临比“通报批评”更为严厉的惩罚。  “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”  西安邮电大学校园的一处僻静角落有一座红色楼房——动力楼,楼顶就是长安区监测子站。长安区监测子站是2014年被环保部选定的201个国家直管站之一,平时一直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授权的武汉天虹环保产业股份公司(下称武汉天虹公司)负责运维。大楼的一层是学校水电维修的办公处,这里的维修人员归学校基建处后勤部管理。  从动力楼后院望向楼顶的监测站。  一名校维修人员在得知长安区监测子站造假事件后感到惊讶:“学校之前说过,上面(监测站)是人家环保部门的,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!”  他表示,自己并不知道楼顶上的监测站是西安市两个国家直管监测子站之一,“有时候两三个人一起来,那是他们的东西,我们也不会过问”。  澎湃新闻看到,整栋动力楼只有一个入口,可供单人通行。楼房左侧有一扇铁门,门紧锁着。据此处的维修人员介绍,这个铁门一般不使用,只有需要用车进入楼内后院时,学校人员才会打开铁门。  “他们每次来,都从前门走,见多几次我们也认得,但不知道是谁。”这里的维修人员称。  进入动力楼,经过左右两侧的水、电工办公室,再走过右侧的一个转角,便能看到通向房顶的蓝色楼梯。楼梯大概有二十几阶,窄且陡。  上到顶楼,绕过一处简易房,便能看到几个台阶之上锁起的监测站。澎湃新闻记者在整个攀登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人阻拦。  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,西安市两个国家直属站之一。  根据澎湃新闻现场拍摄的监测站照片,北京公益环境研究机构——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,监测站最中心带瓶子漏斗状的便是颗粒物流量采样头,应是此次被棉纱堵塞之处,该装置将连通安放在站房内的检测仪;而旁侧一根顶端带球的高杆是避雷针。  据新华网报道,西安市环保局事后曾明确表示,长安区监测子站作为国家直管站,西安市及长安区环保部门均不直接参与监测站工作事宜。  据华商报报道,2016年2月,长安区监测子站回迁至西安邮电大学南区动力楼顶时,时任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站长李某,利用协助监测站搬迁、调试的机会,私自截留了监测站钥匙并偷偷记下了监测站监控电脑密码。随后一段时间,工作人员多次潜入长安区监测站内,利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方法,干扰监测站内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,造成该站自动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,影响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。  监测站的侧面。  10月28日,对于为何自己运维的监测站会被当地环保官员擅自潜入,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公司已做好“分内事”。  西安邮电大学宣传部的袁姓部长则不客气地称给“空气采样器戴口罩”行为是“弄虚作假、胡作非为”。  袁姓部长介绍,在校设置监测站是政府行为,作为属地单位,学校尽了自己的义务配合工作、提供场地。他表示,空气质量牵扯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,数据准确性对政府决策也有影响,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。  巨大压力下 “出此下策”  10月13日,环保部官网公布了2016年前三个季度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。其中,西安前三个季度的空气质量排在倒数第十。  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控制研究的环保专家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指出,此次长安区监测子站3月被发现用棉纱堵塞空气采样器,就像戴口罩一样可以明显阻隔颗粒物,PM2.5的浓度数据甚至可下降30%-50%。  也就是说,如果未进行数据伪造,西安空气质量可能“更难看”。  10月28日,西安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对澎湃新闻称:“整个环保系统的干部压力都非常大,特别是国家更加注重环保工作之后,我们得顶着社会的压力,还有来自上级政府的要求,那没法说,有些东西直线追下来就追到你头上”。  采访过程中,澎湃新闻注意到,连续两晚,西安市环保局仍有多名工作人员7点半后尚未下班。  西安市环保局减霾办一名工作人员称,晚上八九点下班是常态,甚至通宵加班也不足为奇。  据刘鸣称,自己已连续几个月的周日都没有休息过。  对于此次分局局长、监测站站长等人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动机的解释,刘鸣认为,应是在巨大压力下才“出此下策”。  他举例说,比如空气质量监测,省政府会考核市政府,市政府考核市环保局,市环保局会传导给下面的区县政府,区县政府又给区县级的环保部门派任务。  “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,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,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,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。”刘鸣说,“我们的奖金也不多,但问题是一个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,人家单位到年底了都有奖金,某个单位如果拿不到,不管是领导还是下面的同志,压力都大”。  据刘鸣介绍,除了奖金拿不到,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,“到上面做检查”,“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”。 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,“这件事还是反映出现在环境质量数据的约束力在增加,监测更加严格了,要不然也不会铤而走险去做这件事”。  据马军介绍,以前的空气监测数据在生成、处理和运输的过程中有诸多环节,“比如只公开日均值,这其中涉及计算,就有很多学问,搁以前数据造假都容易了。但是这几年有更多数据进行了实时公开,迫于这种形势,在监测设备附近洒水,监测站附近限行,包括这次造假行为才会发生。”  国家直管站为何未避开地方干扰?  此次“出事”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。  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官网显示,2014年环保部在全国先期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城市中选定了201个国家直管站,通过公开招标确定6家运维公司负责直管站的日常运维工作。 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,相较于地方监测站,理论上讲,国家直管的监测站受到地方干预的概率小,数据应该更可靠。在判断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,这些国家直管监测站的数据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。  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介绍,国家直管站采集数据是24小时不间断采集和生成,通过APP或者官网,向指定的平台直接传送至国家环境监测总站,经总站审核后发布。  事实上,这一“国家直管”的精神早在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便有体现。该文件要求:“建设城市站、背景站、区域站统一布局的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网络,到2015年,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部建成细颗粒物监测点和国家直管的监测点”。  在第一批直管站试点建立近一年之时,环保部于2015年印发《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实施方案》,该方案要求2016年完成1436个国控城市空气监测站的监测事权上收。  对此,经济日报曾报道,环保部决定把环境监测事权全部上收国家(仅国控监测站),将委托具有良好信誉的环境监测机构或第三方机构运行管理,甚至被认为是“从根本上避免监测数据受到考核评比等行政干扰”。  而针对此次直管站监测数据造假,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话语里有些无奈,“国控点建在当地,站点资产属于当地,一个外来的服务方介入原本政府的工作范围,不确定因素太多了”。  但他也表示,企业的介入,其实也是国家监管越来越严的体现,只是政府在监测和管理层面的观念应有相应转变。  10月25日,环保部最新消息称,全国1436个国控城市站已交接完成1324个,完成率达92%。其中,据陕西省环保厅官网信息,陕西省已提前于9月底完成全部交接工作。  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认为,“监测事权上收并不能减小官员的压力,区域环境质量是由地方政府负总责,作为环保部门,只能监督、检查,在技术上给予指导;环境质量的好坏,综合的整治需要政府各部门的综合施政;仅凭当地环保部门,有再大本事也无能为力;然而,目前理论和实际的差异仍非常大。”

淅淅沥沥的秋雨接连下了好几天,西安气温也降到了10摄氏度以下。  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人士给空气采样器戴“戴口罩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事发地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(下称长安区监测子站)则是一片沉寂。  2016年3月末,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何某某、长安区环境监测站站长李某等5名工作人员因涉嫌参与长安区监测子站数据造假被警方带走。  据华商报报道,知情人士称,长安环保分局相关人员用私配的钥匙多次潜入监测站内,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,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后事情败露。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外景。本文图片均来自 澎湃新闻记者 温潇潇 图  此次“出事”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。  对于空气采样器戴“戴口罩”的动机问题,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(化名)认为,应是在巨大考核压力下才“出此下策”。“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,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,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,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。”此外,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,“到上面做检查”,“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”。  但通过造假方式来逃避考核压力的环保工作者,最终将面临比“通报批评”更为严厉的惩罚。  “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”  西安邮电大学校园的一处僻静角落有一座红色楼房——动力楼,楼顶就是长安区监测子站。长安区监测子站是2014年被环保部选定的201个国家直管站之一,平时一直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授权的武汉天虹环保产业股份公司(下称武汉天虹公司)负责运维。大楼的一层是学校水电维修的办公处,这里的维修人员归学校基建处后勤部管理。  从动力楼后院望向楼顶的监测站。  一名校维修人员在得知长安区监测子站造假事件后感到惊讶:“学校之前说过,上面(监测站)是人家环保部门的,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!”  他表示,自己并不知道楼顶上的监测站是西安市两个国家直管监测子站之一,“有时候两三个人一起来,那是他们的东西,我们也不会过问”。  澎湃新闻看到,整栋动力楼只有一个入口,可供单人通行。楼房左侧有一扇铁门,门紧锁着。据此处的维修人员介绍,这个铁门一般不使用,只有需要用车进入楼内后院时,学校人员才会打开铁门。  “他们每次来,都从前门走,见多几次我们也认得,但不知道是谁。”这里的维修人员称。  进入动力楼,经过左右两侧的水、电工办公室,再走过右侧的一个转角,便能看到通向房顶的蓝色楼梯。楼梯大概有二十几阶,窄且陡。  上到顶楼,绕过一处简易房,便能看到几个台阶之上锁起的监测站。澎湃新闻记者在整个攀登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人阻拦。  长安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,西安市两个国家直属站之一。  根据澎湃新闻现场拍摄的监测站照片,北京公益环境研究机构——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,监测站最中心带瓶子漏斗状的便是颗粒物流量采样头,应是此次被棉纱堵塞之处,该装置将连通安放在站房内的检测仪;而旁侧一根顶端带球的高杆是避雷针。  据新华网报道,西安市环保局事后曾明确表示,长安区监测子站作为国家直管站,西安市及长安区环保部门均不直接参与监测站工作事宜。  据华商报报道,2016年2月,长安区监测子站回迁至西安邮电大学南区动力楼顶时,时任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站长李某,利用协助监测站搬迁、调试的机会,私自截留了监测站钥匙并偷偷记下了监测站监控电脑密码。随后一段时间,工作人员多次潜入长安区监测站内,利用棉纱堵塞采样器的方法,干扰监测站内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功能,造成该站自动监测数据多次出现异常,影响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常运行。  监测站的侧面。  10月28日,对于为何自己运维的监测站会被当地环保官员擅自潜入,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公司已做好“分内事”。  西安邮电大学宣传部的袁姓部长则不客气地称给“空气采样器戴口罩”行为是“弄虚作假、胡作非为”。  袁姓部长介绍,在校设置监测站是政府行为,作为属地单位,学校尽了自己的义务配合工作、提供场地。他表示,空气质量牵扯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,数据准确性对政府决策也有影响,这种事应当受到谴责。  巨大压力下 “出此下策”  10月13日,环保部官网公布了2016年前三个季度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。其中,西安前三个季度的空气质量排在倒数第十。  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控制研究的环保专家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指出,此次长安区监测子站3月被发现用棉纱堵塞空气采样器,就像戴口罩一样可以明显阻隔颗粒物,PM2.5的浓度数据甚至可下降30%-50%。  也就是说,如果未进行数据伪造,西安空气质量可能“更难看”。  10月28日,西安环保局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对澎湃新闻称:“整个环保系统的干部压力都非常大,特别是国家更加注重环保工作之后,我们得顶着社会的压力,还有来自上级政府的要求,那没法说,有些东西直线追下来就追到你头上”。  采访过程中,澎湃新闻注意到,连续两晚,西安市环保局仍有多名工作人员7点半后尚未下班。  西安市环保局减霾办一名工作人员称,晚上八九点下班是常态,甚至通宵加班也不足为奇。  据刘鸣称,自己已连续几个月的周日都没有休息过。  对于此次分局局长、监测站站长等人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动机的解释,刘鸣认为,应是在巨大压力下才“出此下策”。  他举例说,比如空气质量监测,省政府会考核市政府,市政府考核市环保局,市环保局会传导给下面的区县政府,区县政府又给区县级的环保部门派任务。  “如果年终目标达不到,考核排名没有达到优秀或良好,虽然官员工资不受影响,但年终奖金就拿不到了。”刘鸣说,“我们的奖金也不多,但问题是一个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,人家单位到年底了都有奖金,某个单位如果拿不到,不管是领导还是下面的同志,压力都大”。  据刘鸣介绍,除了奖金拿不到,相关人员可能还要被通报批评,“到上面做检查”,“问责机制里面还有很多条款”。 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,“这件事还是反映出现在环境质量数据的约束力在增加,监测更加严格了,要不然也不会铤而走险去做这件事”。  据马军介绍,以前的空气监测数据在生成、处理和运输的过程中有诸多环节,“比如只公开日均值,这其中涉及计算,就有很多学问,搁以前数据造假都容易了。但是这几年有更多数据进行了实时公开,迫于这种形势,在监测设备附近洒水,监测站附近限行,包括这次造假行为才会发生。”  国家直管站为何未避开地方干扰?  此次“出事”的西安长安区监测子站是国家确定的直管站先期试点之一。  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官网显示,2014年环保部在全国先期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城市中选定了201个国家直管站,通过公开招标确定6家运维公司负责直管站的日常运维工作。  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,相较于地方监测站,理论上讲,国家直管的监测站受到地方干预的概率小,数据应该更可靠。在判断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时,这些国家直管监测站的数据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。  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介绍,国家直管站采集数据是24小时不间断采集和生成,通过APP或者官网,向指定的平台直接传送至国家环境监测总站,经总站审核后发布。  事实上,这一“国家直管”的精神早在2013年国务院印发的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便有体现。该文件要求:“建设城市站、背景站、区域站统一布局的国家空气质量监测网络,到2015年,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部建成细颗粒物监测点和国家直管的监测点”。  在第一批直管站试点建立近一年之时,环保部于2015年印发《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实施方案》,该方案要求2016年完成1436个国控城市空气监测站的监测事权上收。  对此,经济日报曾报道,环保部决定把环境监测事权全部上收国家(仅国控监测站),将委托具有良好信誉的环境监测机构或第三方机构运行管理,甚至被认为是“从根本上避免监测数据受到考核评比等行政干扰”。  而针对此次直管站监测数据造假,上述武汉天虹公司运维部工作人员话语里有些无奈,“国控点建在当地,站点资产属于当地,一个外来的服务方介入原本政府的工作范围,不确定因素太多了”。  但他也表示,企业的介入,其实也是国家监管越来越严的体现,只是政府在监测和管理层面的观念应有相应转变。  10月25日,环保部最新消息称,全国1436个国控城市站已交接完成1324个,完成率达92%。其中,据陕西省环保厅官网信息,陕西省已提前于9月底完成全部交接工作。  长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刘鸣认为,“监测事权上收并不能减小官员的压力,区域环境质量是由地方政府负总责,作为环保部门,只能监督、检查,在技术上给予指导;环境质量的好坏,综合的整治需要政府各部门的综合施政;仅凭当地环保部门,有再大本事也无能为力;然而,目前理论和实际的差异仍非常大。”

西安空气采样器戴口罩:考核不达标扣奖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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